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文章《关于“谁来种地”重大问题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针对陕西省土地耕种现状是什么、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以及如何吸引各类主体人群种地等三个板块，深度分析导致“耕地撂荒”“种地劳动力老龄化”的多方面原因，并为政府部门应如何支农提出多项措施，引发网友关注。

“(调研报告)写得非常客观，其他省份也差不多是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也关注到这份调研报告，他说，“年轻人不种地”是研究农业领域的共识，“(种地)养不活人，只能出去(打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据他观察，青年人普遍外出打工，如今大多是六七十岁的人在种地，“如果年纪大的人有一天不在了，那谁来种地?”

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文件首先强调，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同时也增强调控能力、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并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农民老龄化不可避免

在中国，“谁来种地”是一个长期问题。在农业税条例废止之前，有的农户甚至会抛弃土地，躲避交税。2004年，国家实行税费改革，农业税全面取消。

“以前农民是不得不种地，但在农业税取消后，他们开始抢地种。”李国祥介绍，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自此之后，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及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提高，粮食得以持续增产。在此基础上，种地改革稳步进行。

随着社会发展，关于种地又浮现出一些严峻的问题。李国祥认为，现阶段导致“谁来种地”问题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农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种地的门槛也相应变高，即只有会种地的人才能赚钱，不会种地就赚不到钱;第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明显。

“农业老龄化在不同国家呈现加深趋势，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普遍且必然的趋势……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规模的农户有所侧重地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和科技推广培训，以提升农民的专业技能水平。”在多篇农业经济主题的论文检索中，“专业人才缺乏”是一个常被提起的字眼，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接受能力不高，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调研报告中也解释，因为农村基层的薪金待遇、环境条件和发展空间与城市差距较大，大量涉农人才外流，涉农专业毕业生不愿到“三农”一线工作;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当前农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较少、老龄化严重，难以满足农业生产指导服务需求。

“年轻人不愿回家种地”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20年55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占比接近45%。针对“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这一问题，调研报告提出，原因之一是生产成本逐年走高，种粮比较效益下滑。近年来，陕西省粮食生产成本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粮食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随着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和收入的小幅增长，粮食种植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有时甚至处于亏损边缘。

种粮收益不断收窄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2021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平均成本由2.03元/公斤上涨至2.33元/公斤，增长14.87%。2021年三大主粮每公斤平均出售价格为2.57元，较2012年仅增长7.21%，其中2016—2019年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更是低于平均成本。

在甘肃，“年轻人不愿回家种地”已成为一种不用言说的常识，年轻人读书即是为了从农村走出来，不用再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即使在工厂流水线、工地打零工，也不愿回家种地，主要原因是“做什么工作都比种地挣钱”。

村里老人种的地也越来越少，一方面是中青年外出发展，家里劳动力不够;另一方面，这几年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西北长期干旱导致村里庄稼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加剧了弃耕外出的现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以前，村里家中吃的面粉是将自家小麦拉到磨坊推磨而成，但近几年，不少人家一直在大超市购买面粉食用。

与此同时，农业信贷融资困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补贴水平相对较低、农业发展激励有限都是打击农民种地意愿的重要因素。

至于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种地的选择，李国祥分析，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民种地已不如之前辛苦，“但在很多年轻人眼里，种地是没出息、没前途的，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干”。他认为，针对这一问题，社会不必过多担心，“他们终究有年老的时候，一部分人还会选择回归乡村，等他们觉得有参与建设乡村的必要了，回来一样能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

土地流转和社会服务化两条腿走路

“土地零散，是年轻人不回来的重要因素。”孔祥智说，小农户经营现象普遍，破碎的土地限制了生产规模，如果要把土地规模化，需要一家一户去谈判，难度很大。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户均经营规模仅为7.8亩，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比重在98%以上。

“有些小农户因为土地租金太低，不愿意把地租出去，自己三心二意地种，这类普遍现象会影响国家的农业发展。”李国祥表示，现阶段，农业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竞争力不足，具体而言就是农产品价格偏高，成本偏高。如果大量耕地效率低的小农户把承包的土地退出来，让真正会种地的人规模化种植，就能推动土地成本下降。

2021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流转土地搞大规模集中经营。

孔祥智介绍，中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发现规模经营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另一条腿走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规模经营，以服务规模的扩大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

“真正种地太苦，也有技术限制。”孔祥智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大兴西瓜瓜农年龄平均在70岁左右，瓜农都发愁再干几年干不动了怎么办。那是个技术活，不是年轻人回来就能干的。”

孔祥智介绍，由于土地流转价格较高，且根据相关规定不能转移种粮性质，农民种了粮食一旦挣不到钱就会撂荒，但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又能够获得项目补贴，“农民就很高兴，愿意纳入到这个项目里面”。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要求，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归根结底，种地改革还不够大胆，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做一些让农民可及可感的实事。”李国祥说。